同为诤臣,张九龄与魏征相距甚远,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

栏目:人生 来源:甘肃零距离 时间:2019-11-08

首先表明观点,我个人认为张九龄是一位优秀的诗人,人品正直,是大唐开元盛世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但是,张九龄不适合当宰相,从性格到能力都不适合,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。在政治能力方面,与同是诤臣的魏征比较相距甚远。

【从神童到学霸再到宰相,张九龄的政治生涯,除了开凿梅岭驿道之外其实乏善可陈】

张九龄,字子寿,祖籍范阳(北京附近),生于韶州曲江(现广东韶关),其四代祖在岭南为官时迁居曲江。

张九龄幼时聪颖,当地官员都认为他将来必有作为,25岁进士出仕,在30岁和35岁又连续参加了两次公务员岗位聘任考试,第一次考取了秘书省校书郎岗位,第二次升任八品左拾遗。

之后张九龄历任七品左补阙、从六品上礼部员外郎和司勋员外郎,到开元十一年张九龄46岁时升任正五品上中书舍人,进入唐王朝高级官员行列。

同为诤臣,张九龄与魏征相距甚远,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

(张九龄)

再之后的二十年,张九龄经历了朝中和地方多个岗位,开元二十年升任工部侍郎,开元二十一年进入宰相班子,四年后罢相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,又三年后开元二十八年在家乡病逝,享年六十三岁,谥号文献。

宦海浮沉四十年,张九龄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功绩只有一项,就是年轻时开凿梅岭驿道,打通了岭南和中原之间的大庾岭,加快了岭南与中原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。

那是开元四年,张九龄称病辞官回家,看到粤北到江西的道路艰难险峻,就上书李隆基请求开通大庾岭路。得到李隆基批准后,张九龄亲自勘探选定了梅岭路线,并很快完成了整个工程,南北交通大为改观。

其他的,也可以算上劝谏李隆基和参与编撰《大唐六典》,再无其他。

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美则美矣,我们讨论的是一位政治家,张九龄的文学成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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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张说是张九龄一生的贵人】

张九龄的一生,伴随着另一位开元名相——张说。张说可以说是张九龄的领路人和人生导师,也是张九龄仕途上的贵人。

武周时期,还是低级官员的张说因忤逆武则天被流放钦州(现广西),在岭南生活了一年多,这是张九龄与张说的首次相遇,当时张说38岁,张九龄27岁。

(当时张九龄已经进士出仕,应该是因为父亲亡故回乡,二人才得以在岭南相见。)

之后若干年中,张说一直在仕途努力拼搏,张九龄也从七品、六品一点点向上爬。直到开元十一年张说升任中书令(宰相),张九龄才提升到五品的中书舍人。二人之前就联系不断,到这时更是真正成为政治上的一党。

“时张说为中书令,与九龄同姓,叙为昭穆,尤亲重之,常谓人曰:‘后来词人称首也。’九龄既欣知己,亦依附焉。十一年,拜中书舍人。”(《旧唐书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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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广东韶关丹霞山)

张说是盛唐一代文宗,对文才出众的后生晚辈自然有提携的义务,之后的张九龄也延续了这个传统,提携了一大批人,其中不乏文采出众之辈。

对于张九龄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般的岭南人来说,二十年升到正五品,这个速度够快的了,背后张说的支持起到关键作用,包括辞官回家的张九龄上书李隆基要开通梅岭驿道,都应该是张说在背后帮了一把。

开元十四年,张说失宠,张九龄也被牵连外放到地方为官。开元十九年张说去世,李隆基这时怀念起张说的好儿来了,就把张说生前屡次推荐的张九龄重新召回长安,先任秘书少监,又进入宰相班子。

“初,张说知集贤院事,常荐九龄堪为学士,以备顾问。说卒后,上思其言,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,副知院事。再迁中书侍郎。常密有陈奏,多见纳用。”(《旧唐书》)

至于后来张九龄得罪李隆基被罢相,就与张说无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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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梅关古道)

盛唐名相,先有姚崇、宋璟,再接下来就是张说、张九龄,最后是李林甫和杨国忠,当然,后两者是恶名。

姚崇和张说一贯不合,张说和张九龄是一伙儿,张九龄自然就和姚崇不合。

当年张九龄还只是个小小的八品左拾遗的时候,就给宰相姚崇上书,说选拔人才要不徇私情,姚崇“嘉纳其言”。这就叫正确的废话,任何一个上位者都不会喜欢下属这么和他说话,但姚崇表现出足够的涵养。

这种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贯穿了张九龄的一生,后来李隆基免去张九龄相位,一方面是张九龄直谏,另一方面张九龄不是个能解决问题的宰相。

李隆基任用的宰相,包括宇文融、李林甫、杨国忠,人品好坏不说,至少都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派。

张九龄认为自己上书得罪了姚崇,就称病回乡开凿了梅岭驿道,同年,姚崇正在忙于治理蝗灾,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官方组织人民向蝗灾这种自然灾害开战,是一场人类和蝗虫的战争,也是姚崇为相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。所以,要说姚崇压制张九龄没有足够证据,姚崇与张说不合,但未必把张九龄放在心上,级别差的太多,而且姚崇当时忙得很。

同为诤臣,张九龄与魏征相距甚远,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

【张九龄是个诤臣,但远远谈不上远见二字】

张九龄初登相位的时候,发起了一场关于经济方面的讨论。因为唐王朝流行的钱币不统一,造成恶钱横行,张九龄提出要放开铸币权,让普通百姓也可以铸造铜钱。

这时包括李林甫、刘秩等一批人反对,主要观点一是百姓自由铸币浪费了人力,影响工农业生产;二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,放开造币反而会增加恶钱数量;第三是加大贫富差距;第四是政府失去调控经济的手段。

这种辩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第四次发生了,之前西汉两次、南北朝一次。从贾谊到桑弘羊,再到沈庆之、颜峻,这次是张九龄和刘秩,所有人的观点都有局限性,但结果都是禁止私铸钱币。

包括到现在,当代社会的金融理论也不完美,但铸币权都是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。从这个角度上看,张九龄的观点是错误的。

同为诤臣,张九龄与魏征相距甚远,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

还有安禄山等人的事情,李隆基宠信安禄山,但张九龄认为“禄山狼子野心,面有逆相,臣请因罪戮之,冀绝后患”(《旧唐书》),被李隆基拒绝,后来果然安禄山反了,已经是太上皇的李隆基因此派人到曲江拜祭。

但这能证明张九龄有远见么?看看牛仙客和张守珪的境遇就知道了。

张守珪为唐王朝镇守边疆数十年,乃是“立功边城,为世虎臣”,李隆基准备把张守珪调回长安任宰相,这是唐王朝开国以来出将入相的传统。而张九龄反对,理由一是宰相不是用来赏功的,而是做事儿的;二是如果给了宰相位置,将来张守珪再立功劳则无官可加;

牛仙客情况类似,在西北镇守多年,政绩可观。李隆基要提升牛仙客为尚书,张九龄同样反对,理由是守边有功是本职工作,赏赐金帛即可,不可封爵。且牛仙客文化程度低,不是科班出身。

张守珪就不提了,牛仙客后来投靠李林甫,安禄山造反,貌似张九龄都正确了,但这能证明张九龄有远见么?

同为诤臣,张九龄与魏征相距甚远,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

如果张九龄是宋王朝时期的人,这种思维方式很是正常,整个宋朝时期就是这样做的,当年韩琦毫不犹豫砍下了有功将领的脑袋,还留下一句“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”

但是,张九龄是大唐人,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放宽容、最积极进取的大唐王朝宰相,他的所作所为,实际上是在压低边疆将领的地位、断绝有功将领上升通道,也就是崇文抑武。

总结李林甫对大唐造成的伤害,其中一条就是从制度上改变了唐王朝一贯的出将入相制度,为安禄山等边疆将领转变为割据藩镇打下了基础。而张九龄,在这个事情上,与李林甫的做法并无不同。

二人的区别就在于,李林甫是为了个人私利而压制不同政见者,张九龄是心怀大唐兴盛理想而压制不同政见者。虽然,张九龄的做法经历史证明是错误的。

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武将治国向文人政治转变的开始,到宋王朝时期达到顶峰,中原政权越来越不思进取,越来越保守封闭,也越来越软弱无能。韩琦不是坏人,也同样想让大宋兴盛,但这些好人葬送了宋王朝。

历史告诉我们,好人因为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,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真正的恶人还要严重。

同为诤臣,张九龄与魏征相距甚远,是一位被宰相位置耽误了的诗人

我个人非常钦佩张九龄在劝谏李隆基时的正直和忠诚,但他并没有改变历史,该发生的事情仍然发生。

至于他的四年宰相生涯,就像他自己说过的话,“封爵所以劝有功也。边将实仓库,修器械,乃常务耳,不足为功。陛下赏其勤,赐之金帛可也;裂土封之,恐非其宜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)既然边将守边是本职工作,那么劝谏李隆基、维护开元盛世,也是宰相的本职工作,同样不足为功。

如果张九龄一生在地方上为官的话,想必能多修建一些梅岭驿道之类的工程,应该是一位造福百姓、一心为公的优秀官员,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写更多的诗篇。

可惜,他这个优秀的诗人,被宰相位置耽误了。

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,妄图以古喻今。理工男读历史,欢迎关注和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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